在城市边缘长大

耿海洋第一次接触到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开始尝试拍摄纪录片，去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取景，与这个群体不期而遇。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投身于各大媒体工作，拍纪录片这件事像是个插曲，被尘封在众多的经历之下，然而与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相关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他。

耿海洋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生活过八年，这个位居五环之外、“全亚洲最大的社区”是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地。很多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吃饭，耿海洋总能遇到三五个聚在一起讨论给孩子“找学校”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流动儿童的家长。转学，对于流动家庭来说是一件习以为常且大概率会面对的事情。由于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那些因为父母在大城市务工随迁过来的孩子没办法完全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上到小学四五年级，便返回老家完成剩下的学业。

放学回家的路上。

八年的时间里，耿海洋不间断地了解到一些流动儿童的故事。他们在大城市里发芽，却无法生根。他们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等待着一个“不得不”的时机被送回老家。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上的转变，还有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教育资源等诸多因素的改变，这些变化当中往往充满着未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儿童的数量是7100万，留守儿童约6700万，他们加起来的总数是1.38亿，占整个中国儿童总数的46%，将近一半。他们的成长环境以及教育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这是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时至今日，谈起重拾拍摄有关流动儿童的纪录片的决定时，耿海洋依然有些激动，“我觉得老天让我一直接触到他们，不会是枉然的。”

“小大人”

“人生就像是一辆车，路过一个加油站，你不进去加油，结果半路上没油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握住那个时间，虽然在当时你觉得一件事情不重要，但等到真正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后悔莫及。”

说这些话时，小颜15岁，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初三。见到小颜的那一刻，耿海洋知道自己纪录片里的主角出现了。

其实早在2019年，耿海洋便萌生出以流动儿童这一群体为素材，跟踪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找到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他的成长轨迹去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横切面。”在耿海洋最初的设想里，推动此次拍摄计划并不是难事，只要找到一个有故事且愿意配合的孩子就行。可等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这样的孩子着实是可遇而不可求。

为了能多一些与流动儿童接触的机会，耿海洋报名参加了公益机构的考试，这些机构往往会深入到打工子弟学校，为流动儿童带来福利。借着这种方式，耿海洋先后辗转于北京市沙河镇、十八里店乡、南七家村以及广州等地，其间遇到很多符合拍摄条件的孩子，但等他说明来意后却都被家长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信任耿海洋。对于一些流动儿童的家长来说，将孩子由大城市转学至老家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他们怕耿海洋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负面形象来宣传。

与小颜的相遇是在2021年的3月，耿海洋正巧在那所学校做公益图书馆志愿者。“小大人”，这是耿海洋对小颜的第一印象。小颜长了张娃娃脸，一眼看上去很是稚嫩，不同于身边大多数来自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的同学，小颜的老家在江苏扬州，个头本就不高的他在同龄人的衬托下显得更为瘦小。

尽管身高与周边人差了很多，小颜的气场却在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刻显得尤为强大。耿海洋不止一次地发现小颜对一些事物的认知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甚至有时高于他所处的年纪。小颜把这些归结于自己爱读书以及爱哲学。

小颜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

小颜所在的学校，是北京市少有的几所可以上到初中毕业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比那些小学阶段就要转学回老家的孩子多在大城市里待了几年，但这也意味着小颜基本上与高考无缘了。

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多由私人办学，老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相比公立学校有着明显差距，很多孩子上到初中毕业跟不上教学进度，便会转而投向中专或者技校这条出路。

尽管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在7月份才结束，许多家长都已早早地为自家孩子的未来作起打算。小颜身边的朋友大多继续留在北京上中专，他则因为父亲工作的再次变动，要随之去上海读技校。

“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经历一些离别，你逃避不了这个事情，越逃避反而会被情绪追得越紧，所以放宽心吧。”

“打工子弟学校也好，技校也好，这都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选择。前者让我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学上，后者在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教会我一门手艺，至少让我进入社会后能挣一口饭吃。不管怎么说，这二者的存在都是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机会，因为身处底层的人也会挣扎，他们想向上爬，想要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用“可能”“应该”“不确定”等词汇来形容他们并不能掌控的未来时，小颜早已学会安然地接受这些未知并说服自己将一切向好的方向去想。

“我觉得这个孩子在流动儿童中间是相对特殊的一个存在了，他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矛盾集合体，有着对未来的担心与憧憬，同时又屈服于现实的宿命感。这些特征其实会分散在不同的学生身上，但是小颜对这方面的思考和理解，都是比较深刻的。”耿海洋说。

在耿海洋的眼里，小颜无疑是早熟的孩子，因而很多时候，两人的聊天内容便不再仅限于学习与生活上的琐事。有一次，耿海洋无意中跟小颜聊起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且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题，“我相信打工子弟学校会成为一个历史，但哪怕这是个插曲，也会相当地漫长。因为打工子弟学校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怎么让这些流动和留守儿童在大城市里获取教育资源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小颜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见解，顺手扶了扶鼻梁上那副略显老气的黑框眼镜。耿海洋看着眼前这个分明稚气未褪，喜欢穿各种花色卡通衣服，又时不时显现出老成气质的孩子，一时竟然有些恍惚。

放学之后

耿海洋与小颜的相处充满随机性。小颜没有手机，平日里与父母联系都靠儿童智能手表，耿海洋曾与小颜互留过社交媒体的账号，但奈何小颜上网的频率并不高，想要联系上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里的图书馆是两人最常见面的地方，但也要看运气，因为校内图书馆的志愿者是轮流值班的，而小颜也是不定期前来借阅图书。

相处的小半年时间里，两人基本上都是靠着所谓的运气见面。每次见面，小颜都会滔滔不绝地给耿海洋讲自己最喜欢的动漫，从动漫角色一直讲到整个动漫文化及产业，尽管耿海洋对此并不了解，但也会耐心地听着。其间，耿海洋也会穿插着询问小颜在学校里、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一来一去中，两人维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

当耿海洋试探性地提出想去小颜生活的环境里拍点素材时，小颜答应了，这有些出乎耿海洋的意料。小颜只提了一个要求：你要在我姑姑回来之前离开。

姑姑是小颜当时的主要监护人，在昌平区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这也成为小颜在北京的落脚地。姑姑以做保洁为生，早出晚归，因此放学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小颜都是一个人度过。

住所。

如果把“放学”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小颜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完全是两种状态。在学校里，小颜有三五个朋友，下课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时看到耿海洋举着手机拍摄也会互相开玩笑：“假如后代看到了这个视频，会问这是学校吗？这是谁啊？这三个人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哈哈哈……”这样欢乐的气氛只存在于校园里，因为放学后大家都要各回各家。

“这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到最后能陪着我毕业的也就那几个，大概一两个吧，三个都够多的了。”

小颜告诉耿海洋，其实自己在班里有些“小孤独”。作为学校里少有的从南方过来上学的孩子，小颜在班里的朋友并不多，因为初三学期的结束他们很快也要分道扬镳。姑姑租住的房子离小颜的学校大概一站公交车的路程，每次坐车回去小颜都要比其他人提早下车，而这些朋友也只能陪小颜走一段路程。

下了公交车，小颜带着耿海洋在胡同里七拐八绕。“这里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挂了北京的牌子的乡村而已。”小颜一边走一边对耿海洋讲着住在城中村里的感受。

小颜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早晨去学校上学，傍晚放学回家，逗一逗胡同里的小狗，或者去驿站取个快递，仅此而已。很多时候，小颜用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是窝在家中的铁架床上，拿着平板电脑看动漫或者打游戏。